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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江大桥）

【案件】

2015年2月6日晚，犯罪嫌疑人毛某在乘坐出租车时，发现被害人简某遗忘在出租车后座上的手机，随后将该手机藏在衣袋中占为己有。2015年2月18日，犯罪嫌疑人毛某修改了手机中的支付宝支付密码，用绑定支付宝的银行卡中的2000元购买Q币。毛某随后将绑定支付宝的银行卡中的人民币转入自己的支付宝账户，随后转入自己的储蓄卡进行消费。

【评论】

本案中，毛某实施了两项行为：一是拿走了被害人遗忘在出租车上的手机；二是通过修改支付宝支付密码的方式，挪用被害人手机中绑定支付宝的银行卡内的资金。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犯罪嫌疑人毛某行为的定性。

一种观点认为，毛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出租车司机并不知道后座上有被遗忘的手机，自然没有控制手机。因此，毛某拿走的只是被遗忘的失控物品，而不是盗窃他人控制的财物。其前一种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因此，毛某的后一种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笔者认同这种观点，理由如下：

关于前项行为：本案存在占有关系转换的问题。被害人简某虽然丢失了手机，但明知手机遗失在出租车内，属于“遗忘物品”。由于出租车营运场地狭小，营业场所相对封闭，人流量不大，虽然手机不在主人手中，但此时，无论出租车司机主观上是否知情，客观上已经与手机存在事实上的暂时占有关系，负有保管义务。正是基于这种暂时占有关系，如果出租车司机拿走手机拒不归还，即构成侵占行为。毛某作为暂时占有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在发现手机后，应当明知手机是前项乘客遗忘的，而偷偷将手机拿走，侵犯了暂时占有关系，属于盗窃行为。

关于后续行为：被害人对银行卡进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是设置密码，控制银行卡。本案中，毛某在修改支付宝支付密码后，便取得了银行卡的实际控制权，可以在被害人采取应急措施前，从银行卡内的资金中为所欲为。此时，绑定的银行卡内的资金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钱袋子”，银行卡的相关属性被无限弱化，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过程。换言之，在后续行为的定性过程中，银行卡只是被害人财产的一个载体。不能仅因为银行卡的出现而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盗窃信用卡并适用”的规定，而应直接适用刑法第264条的规定。

因此，毛某的前期行为及后续行为均属于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