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涂梦颖,《时代周刊》
创作歌手张礼超今年30岁,之前就爆红过,原创歌曲《我一个人在南昌》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破千万。
如今他手里有一些写好的歌曲,但却没有时间去创作,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需要靠商业演出、主持工作来维持生计。
这样的音乐创作者还有很多,他们有的歌曲在网络上爆红,但版权费每个月才几百元,有的作品太过小众,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收回制作成本。
前不久,曾为陈奕迅等歌手写过歌的知名词曲作者吴向飞起诉环球唱片,要求其支付版权费,就连陈奕迅唱红的《路一直都在》,根据环球唱片的版权费清单,吴向飞一年的收入也不过271元。
版权公司拿走了创作者的大部分收入。“再这样下去,谁还写歌?”吴翔飞愤怒地说,“写歌比捡垃圾还难。”
另一方面,互联网巨头之间的线上音乐战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腾讯音乐曾以3.5亿美元加1亿美元股权的价格,获得环球音乐的独家版权;而2018年至2020年,网易云音乐三年购买版权的累计内容服务费用高达96亿元。
听音乐的用户也是不吝啬的,腾讯音乐2020年全年营收高达291.5亿元。
随着腾讯“欣然接受”并交出网络独家版权,音乐创作的用户端和网络音乐平台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
音乐创作者的生存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100%依赖音乐收入的音乐人仅占7%。
但音乐人的数量正在爆发式增长,据网易云音乐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音乐人总数突破20万,同比增长100%。
近日,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了几位音乐创作人,他们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张立超:歌曲火了又怎么样?光靠音乐我可能要饿死了。
2012年我发行了第一首歌,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课余时间就参加校外的歌唱比赛,得了名额之后就把奖品卖了换成现金,发行了自己的歌曲。从大二到现在,我发行了很多首原创歌曲。
2018年,《我一个人在南昌》火了。这是一首很有地域情调的歌曲,有点类似赵雷的《成都》。这首歌在抖音上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000万次。南昌地区每10个抖音用户中,就有8个用过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虽然歌曲火了,但我的收入却并不丰厚,酷狗、网易云音乐、QQ音乐加起来每个月给我的版权费才四五百元。
最火爆的时候,我的演出机会也多了,一个月演出6-7场,平均每周都有商业演出,小的有一两千人,大的有几万人,月收入翻了好几倍。
那时候,我身边突然多了很多所谓的朋友,每天有人请我吃饭,想认识我。热度过去后,那些朋友全都消失了。这首歌火了,我也被骂了,有人觉得我写这首歌是为了剥削南昌,有人觉得我抄袭《成都》,但其实我的歌更早之前就发布了。
现在我的演出机会不多了,平均一个半月才一场,甚至更少。本来7月应该有一场演出,如果顺利的话,可以还清接下来两个月的房贷,但演出取消了。
张立超(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来,我最后悔、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没让妈妈在电视上看到我。2017年,中央电视台找我录制一个节目,前期需要拍摄一个故事。当时,我妈妈患上了癌症,节目组也让我去医院拍采访视频。儿子能上中央电视台,妈妈心里很放心,但最终,这个节目还是没让我参加。
不久之后,我的母亲去世了,她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表演。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成了我心里永远也解不开的一个结。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先努力实现结婚生子这些人生大事,音乐梦想要暂时搁置。很多歌都写出来了,但还没录下来,更别说制作和发行了。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很大,每个月都要还房贷。
如果只靠音乐,我可能要饿死了。据我所知,我的同龄人大多都是这样,不得不另谋生计。除了商演,我还接过主持工作,在抖音上拍广告。
张立超(受访者供图)
不管怎样,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做音乐的。人活着要有信仰,要有激情。但是坚持爱好的同时,也要养活自己,这是最基本的,没有饭吃,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
张汉元:没钱坐公交车,鼓手朋友包着饺子跑好几公里回家
我今年42岁,师范大学音乐专业毕业,20年前放弃音乐老师的工作,来到北京,算起来,从事音乐创作行业26年了,但说实话,前15年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括能力、圈子、经验。
十年来,我靠在酒店弹钢琴为生。
从2001年开始,我在北京很多酒店、酒吧弹钢琴、唱歌,每天固定时间弹奏,每个月能挣几千元。王府井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五星级酒店,我在那里弹了十年零三个月的钢琴。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努力寻找机会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作品。
终于,机会来了。2009年,朋友投资了一部电影,拍摄完成后需要一首主题曲。歌词确定后,我的作曲成功入选。这首歌由当时电影的主演——BOBO乐队演唱,成员包括如今大名鼎鼎的付辛博和井柏然。
2010 年左右,我的音乐生涯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著名歌手周艳泓。当时,她的公司正准备签约一位新艺人。我给她发了 20 多首我创作的歌曲。她非常感动,与我签了 7 年的合约。之后,我逐渐成为一名职业词曲作者,但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创作歌曲 15 年了。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虽然没有圈内大咖那么出名,但也不可能是人人都是周杰伦,作为一名音乐创作歌手,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圈内能有一席之地就已经很不错了。
张汉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个行业真的很残酷。早年我和朋友组过乐队,但因为生存问题没过多久就解散了。解散之后,我就去做了钢琴师。那年元旦,我在路上遇见了乐队的鼓手,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没钱,还没吃饭,就去朋友家拿吃剩的饺子。因为没钱坐公交车,他就把饺子包在塑料袋里,揣在口袋里,准备一路慢跑两三公里回到住的地方。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难过。坚持做音乐真的太难了。比如我的朋友是鼓手,乐队解散后,他一个人都不能演出,心情很低落。音乐行业不像其他行业那样可以很快成功,尤其是对于词曲作者来说,在创作初期,如果没有知名的作品,就会长期孤独,经济上也捉襟见肘。
尤其是原创歌曲,如果想自己发行并获得版权收入,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可能实现的。“一首歌可能需要10年才能收回制作成本,因为一首并不火爆的歌曲,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只有几十元,甚至几元。”
我曾经在石家庄的一个培训班当音乐老师,教过一百多个学生,后来大部分都到北京、上海、广州发展了。多年过去了,这一百个人里,现在还在做音乐的不到五个,其他的都因为各种问题转行了。
我觉得现在的音乐产业很杂乱,各种流派都有,总体来说还算是繁荣的。只要有音乐梦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由音乐人,利用各种平台来推广自己的作品,但这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门槛降低导致制作粗制滥造,很多人本身并不专业,在设备和制作上达不到优秀的水准,导致很多音乐作品良莠不齐、参差不齐。
:我们的歌曲放在音乐平台上,但我们几乎不赚钱
2014年,我16岁,在国内的一个48系女团里,是团体第三期的成员,在女团里的那几年,会接一些商业演出,或者在专属剧场唱歌跳舞,那时候女团这个概念还没那么火爆,我们是跟日本知名明星女团合作的姐妹团。
在女团里,收入不算高,虽然不是主唱,但包吃包住,工资也接近白领。随着年月推移,底薪会慢慢涨,另外还会根据公司安排的对外事务拿提成。
女团时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退团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感觉轻松了,身份上再也没有束缚了,以前做偶像很费劲,甜美又青春,很多风格都不能尝试,现在都可以了。
但现在主要的压力是收入不稳定。
这几年我一直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工作,有自己的乐队,但也兼职其他工作,比如平拍、兼职钢琴老师等等,我很清楚如果只是玩乐队的话很难有稳定的收入。
说实话,大部分独立乐队都没能从版权上赚到多少钱,我们也不例外,我们把歌曲放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演出收入也非常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乐队会受邀去一些几百人的小场馆演出,票价四五十元,就算票卖光了,扣除场馆费和其他成本、杂费,乐队每个成员也就挣几百元。
乐队大部分时候都是两个人表演,如果接到稍微大一点的商演,也会组成五人阵容。规模还行的商演,跟中间人谈好之后,我们每个人能拿到2000元左右。如果是特别火爆的乐队,中间人介绍人后,能拿到更大的提成。
乐队表演(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最近演出少了,我就接了一部音乐剧,和剧组签了两个月的短期合同,每天早上八点前就要起床,坐很长的地铁,和其他白领一起去上班。
我对流量、人气不再抱太大希望,一切顺其自然。从加入女团到现在,这些年心态一直在变化,不再渴求一夜成名。
其实这两年国内很多乐队都挺火的,但是他们受到的关注度也有一个曲线,大部分乐队的出场费总有一天会随着热度的下降而下降,到时候他们怎么维持生活呢?
人气只是锦上添花,还是专心做好音乐,过好生活就好。
苏航:18年前卖歌赚了3000块钱,感觉自己像个暴发户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多年了,认识很多人,比如许嵩和李荣浩,他们都是安徽人,2005年的时候我就经常跟他们互动,那时候李荣浩的音乐demo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一开始并不红,后来慢慢发展得比我还好,所以我就开始反思了。
在反思的过程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意识到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卖歌曲了。
2000年的时候,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一些唱片,开始研究如何在网上推广自己的音乐。那时候,如果不是明星、歌手,自己发行音乐作品很难,因为成本太高。但那时候,我开始利用网络在一些音乐平台上发行自己的作品,也通过各种朋友的介绍,逐渐融入了这个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在网上卖自己的原创歌曲,卖了3000元,那时候我们安徽小县城,公务员一个月工资才800元,卖歌赚的钱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暴发户。
这笔钱帮助我父亲的印刷公司摆脱了财务危机。从此,家人再也没有反对我做音乐了。
在安徽老家的时候,我也只是干些小事情,自己组乐队纯粹是为了好玩,每次筹钱承包剧院演出,大部分的票都是免费送出去的。
苏航和他的乐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4年乐队宣布解散,我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和学习,陆续出售了很多作品,最高价的一首歌曲卖了3万元。
之后我去了北京、广州,签约了三家唱片公司,但大概在2013年左右,我感觉自己做了十几年音乐,却赚不到多少钱,于是就开始思考原因。
苏杭(受访者供图)
冷静分析之后我开始明白,整个音乐产业最顶端掌控资源的都是版权公司,相比之下,大部分音乐人肯定赚不到钱,所以我开始转型做版权公司。
2015年我创办了一家名为苏卡音乐的版权公司,开始提供音乐版权相关的服务。我的客户包括音乐人、唱片公司、版权投资人、版权持有人等。在从事版权工作的这几年里,我发现很多音乐人并不了解相关的版权知识,这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因为音乐人最基本的事情就是靠作品谋生。
现在我会以笔名“苏小咖”在抖音上发布版权知识科普视频,希望让更多音乐人了解版权知识,拥有版权意识,不让自己辛苦创作的作品变得一文不值。我想让大家知道,只要作品足够好,是有可能通过版权获得丰厚回报的。
这个行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方面,国内音乐市场给年轻音乐人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会,但由于大多是纯商业运作,与音乐人的理想主义相冲突;另一方面,资本垄断资源,音乐人的收入和待遇并不公平,好的机会和资源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值班: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