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人物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

黄峥200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2004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计算机硕士学位，随后加入美国谷歌公司。2006年回国参与组建谷歌中国办公室。2007年离开谷歌创业，先后创办电商代理公司和游戏公司。2015年4月创办拼好货，开创社交电商新模式。2016年9月，拼好货与拼多多宣布合并，黄峥出任新公司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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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验

上学

我小时候不穷，但经济拮据，经常要穿妈妈同事或者亲戚家孩子的衣服。我的很多消费习惯跟我早年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跟我现在的财富关系不大。比如我妈到现在都不愿意打车，她觉得时间不值钱，很浪费。这一直对我影响很大，包括我做生意的想法。我总是记得父母这样的普通家庭，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生活。

我的小学生活很普通，但考上了杭州最好的中学之一——杭州外国语学校。相比其他中学，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更早、更深。从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后，我被保送进浙江大学的混合班，也就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的前身。

我在学校的时候意识到了几点，第一，寒门出贵子，是罕见的，富二代，特别是官二代，大多都是很优秀的。第二，就像田忌赛马，在整体资源劣势的情况下，创造局部优势，有机会赢得整个战斗，普通人在此基础上，也能成就普通的事情。第三，钱是工具，不是目的。

我上学时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太过以目标为导向，浪费了太多时间追求第一名、努力做一名好学生，失去了叛逆淘气的青春。后来，我慢慢意识到“60分是个好哲学”。

工作

我的第一份实习是在微软，但毕业后我并没有留在那里。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如果留在微软，我可以看到十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人生导师”介绍给我的那家公司当时还不成熟。所以我做了程序员和产品经理，后来成为第一批回国参与中国创业阶段的员工之一。

我有一些个人观察。

第一，他们非常重视意识形态，一旦出现意识形态冲突，他们的反应超越一般的商业公司。

二是鼓励基层创新，但核心力量高度集中，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第三，“不作恶”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中，把使命和价值观置于利润之前，利润只是做正确事情的副产品。

第四，大部分收购都是成功的。这些收购大多是小公司，有很好的团队。这些小公司融入的文化逐渐做大。但也有很多无法改变的东西，比如无法摆脱职业经理人层层递进的管理模式，社交方面的尝试没有成功。

投资

我是2002年去美国读硕士的时候认识段永平的，毕业之后我工作的地方离他家很近，就就开始帮他做一些投资。

创业

我最开始创业是电商代运营和游戏公司，做生意唯一道德的事就是赚钱，要有商业逻辑，做个正直的商人。

我为什么想重新创业？一是我还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团队，喜欢和一帮喜欢的朋友一起努力创造一些东西。二是我还有些野心、能力和精力没有释放出来，隐约觉得现在的机会能让我做一些更有影响力、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创业理念

01

拼多多

核心理念

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过上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人有厨房用纸可用、有好吃的水果可吃。

只有北京五环以内的人，才会说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第三波人口是下沉人口，拼多多瞄准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移动互联网不一定意味着用户的下沉，而是用户的扁平化，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拥有和一线城市一样的信息获取和交易能力，这在PC时代是不可能的。

拼多多吸引的是追求高性价比的人，他们会花9.9块钱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和一盒芒果，这跟他们的消费能力无关，买得起是普遍的需求。比如我妈妈已经是一个有钱的妈妈了，但出门买菜、买纸巾，还是会在意一两块钱的差价，但也会买高端产品。传统公司用一二三线城市来划分人群，但拼多多满足了一个人的很多方面。

低价只是拼多多阶段性获取用户的方式，拼多多对性价比的理解是“永远超出消费者的预期”，拼多多的核心不是便宜，而是满足用户买得起的感觉。

拼多多尝试将消费与娱乐进行融合，拼多多的使命是让更多实惠、更多乐趣，让消费者买到更实惠的东西，并在过程中获得更快乐。

拼多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五环以内的人无法理解的。

运行状况

目前拼多多对全品类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管控还很初级，正在通过升级供应链、打击假货等措施提升产品质量。

有些员工还是认为流量对公司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些员工在流量至上的环境中受了多年的教育。拼多多成立不久，跟员工的思想统一还没有做好，需要从上到下落实。现在的情况是，我在这边，整个社会、媒体在流量这边，员工可能在中间。

拼多多对运营人员的考核，首先是留存复购，其次才是GMV。

未来发展

拼多多不搞采购销售，也不搞物流配送，升级供应链是拼多多的长期战略重点，让上游企业做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是拼多多的终极模式。

全品类扩张还是传统的流量逻辑，品牌升级也是五环以内看不起的视角。拼多多不一定需要品牌升级或者全品类，拼多多要做的永远是匹配，让对的人在对的场景买到对的东西。

拼多多目前没有想做服务电商的想法，因为实体电商已经够大了。服务电商是流量思维，就是把流量灌进来，用不同的服务去消费这个流量。拼多多的出现，就是因为它没有用老思维，而是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下，去思考人最需要什么。

02

与竞争对手

拼多多的模式和淘宝有本质区别。淘宝是流量逻辑，主体是搜索，用户要自己找商品，所以需要大量的SKU来满足长尾需求。拼多多代表匹配，把商品推荐给消费者，SKU是有限的，但要满足结构化丰富度。淘宝一直主张C2B但做不到，因为淘宝的千人千面相当于个性化搜索，但搜索本身是长尾的，很难做反向定制。拼多多把海量流量集中到有限的商品上，达到规模之后再反向定制，大大降低了成本。这就是和沃尔玛的区别。拼多多的终极定位是针对不同人群做不同的事情。

拼多多和淘宝在不同的场景下争夺同一批用户，错位会加速增长，拼多多不想做第二个阿里巴巴，拼多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你可以说我low，说我差，但你不能忽视我。

京东、唯品会、蘑菇街都尝试过类似拼多多的模式，但对于他们来说，团购只是创造GMV增长的工具。拼多多基于人的逻辑，通过团购来理解人，通过人来推荐商品，未来会过渡到机器推荐。拼多多在APP里几乎没有搜索，也没有购物车。你可以想象，把今日头条下的信息流换成商品流，就是拼多多。

03

与腾讯的关系

我认为腾讯没有支持拼多多，因为拼多多被封了很多次。京东和蘑菇街可以在微信入口做微选，拼多多做不到。2018年之前，拼多多和腾讯签了互不挖角协议，拼多多只能在腾讯同意的情况下从腾讯挖人。腾讯更像是一个普通的财务投资者，并没有什么特别好或不好。我不认为拼多多是腾讯的公司。

当有传言说拼多多是骗子，在微信群里广泛传播的时候，我向微信求助，被拒绝了。微信说，如果是阿里自己来问，他们可以处理。我觉得微信帮助了拼多多，人们会说是因为腾讯是拼多多的股东，微信帮助阿里辟谣，这是高层的举动。

腾讯儿子太多，拼多多就算死了，腾讯也不会死。腾讯投资拼多多的逻辑，不是要跟阿里竞争，更多的是商业逻辑，因为投资拼多多是有回报的，竞争只是商业ROI计算的副产品。

阿里和腾讯在线下零售的占比都已经很低了，但是当我们抛开流量思维，关注场景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腾讯在电商上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电商就是流量*转化率=GMV，而流量逻辑在今天是无法成功的。

04

投资创业

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一部分，需要有长期持有的心态去寻找好的企业和合作伙伴。这跟创业很相似，一方面需要关注商业模式，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花大量时间去研究这个商业模式的细节。另一方面需要选择好的“合伙人”，投资的时候要把创始人和CEO当成你未来的合伙人，看你是否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

投资除了关注好企业、好团队，还需要关心价格是不是好。这个跟创业也很像，查理·芒格让巴菲特意识到应该用合理的价格买入好公司，而不是花时间去捡烟蒂（便宜，有残值，但往往不是那么好的公司）。同样，好公司应该把精力花在解决/克服那些正确而又困难的问题上，而不是到处捡一大堆芝麻。

投资与价格相关的另一个点是交易整体上是否能承受损失。从创业的角度来说，投资一个企业，要看它是否能把你逼死，生存是创业的第一要务。同时，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评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赢，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赢。

就像投资需要特别重视商业模式一样，创业中行业和商业模式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很大一部分结果。也就是说，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然后思考如何做对。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总比朝着错误的方向仓促前进要好。创业往往就像投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哪怕你在正确的道路上慢慢前行，投资带来的持续复利回报也是非常可观的。

巴菲特在谈投资标的时，经常会提到一个企业的护城河。如果我们把创业过程中的所有决策都看作是投资决策，那么我们要分清，我们用时间和金钱换来的东西，哪些是资产，哪些是费用。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加深一个企业的护城河的东西，往往就是“资产”，而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东西，就可以算作费用。在资产的获取上，其实很少会错误地浪费，最多就是买得贵一点而已。但费用的浪费，是非常可恶的，往往会带来负面效果。

思维方式

认知能力

对于未知的领域，我一般会采取比较原始的做法，就是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用常识去判断。大部分知识都是没用的，遇到问题就去解决。我不会规划未来五年、十年，我会想一个很远的目标和一个很近的目标。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方面都比我强，我只在少数方面比极少数人强。比如我能隔绝外界压力，回归本源理性思考，有时还能逆向思考。我在二级市场工作时发现，当很多人害怕时，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容易害怕，但当大众热情高涨时，我却容易悲观。

对电影院现象的思考

劣币驱逐良币描述的是自私、不团结的个体无法抵抗管理者强制力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描述了一种利用个体的自私，通过财富再分配来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现象。电影院现象与劣币驱逐良币类似，但其实描述的是一群自私的个体，在缺乏组织、缺乏外部强制力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集体自残现象。电影院前排的人如果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会站起来，这样就打乱了大家本来可以坐着看的秩序。换言之，“劣币驱逐良币”是一种力量战胜另一种力量，促使劣币的普及，而电影院现象是一种群体自残现象，没有人真正受益，更值得研究和应对。

电影院里第一批站起来的人，就像是掉进汤里的一坨屎，很快整锅汤都要被扔掉。这就指出了一个比例的问题。其实汤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如果比例低的话，还好。但是，只要这个比例上升到一个临界点，原来的净化能力就会崩塌。一坨屎把一锅汤弄坏的临界点很低，也许就是1%和5%之间的差别。1%可以净化，但5%就只能被扔掉了。很多时候，质变就是在1%到5%之间。在商业中，当图书的市场份额远低于50%时，它其实就决定了图书的定价，从而颠覆了图书零售行业。

为什么有些东西越贵反而卖得更好？比如空调需要安装和推荐。可能类似小米的互联网直销，格力把价格压到最低点，给安装商和渠道足够的利润才是更好的选择。虽然看起来渠道的做法抬高了商品价格，但实际上，渠道和服务成本可能是维持一定公众认知最经济、最良性的做法。这种渠道和服务成本是必要的，体现了维护一定公开秩序的成本，而忽视这种成本的体制，可能走向“劣币驱逐良币”。

供需双方的思考

要从根本上改变供给侧，首先必须改变需求侧。

第一类供给侧变化，是满足那些一直存在，但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需求，比如说，人想坐飞机，就会造出飞机来满足这种需求。

第二类供给侧变化源于新的应用场景的出现，比如在世界大战等应急场景下，服装等很多生活必需品需要大批量、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推动了供给侧生产组织、管理和配送流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个供给侧变化，源于信息收集成本的显著变化，比如Uber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路线、地点、打车需求的收集成本。

第三类变革有很多可能性，可以用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来换取更高的综合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抽象地说，存在着通过推动需求流通侧更多的计划化，来推动供给侧打破大生产滞后、实现中小批量的半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也就是用需求流通侧的半“计划经济”来推动供给侧半“市场经济”的实现。

线上电商解决了义乌小商品市场搬到线上的问题，流通端信息的高度透明加速了商贩之间的竞争，但对于传统制造业工厂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工厂生产还是需要一定的计划性的，主力工厂还是主要依赖线下商超的大宗订单，以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为周期做计划。线上商贩之间的竞争越激烈，越市场化，与线下生产计划的脱节和反差就越大，针对国际需求的大宗外贸订单计划与线上零售销售的订单脱节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工厂还是主要依赖沃尔玛、家乐福，纯线上流通端的极度市场化，并没有改变生产端计划的滞后性和高计划性。

有没有一种模式，可以改变生产端的计划滞后性和高刚性？假设我们能让前端消费者更有耐心、更愿意与人协调，放弃一些所见即所得、现在就要的冲动，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利用人与人之间的推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兴趣的相似性，把人聚类，把大家的人性化需求聚合成具有一定时间充裕度的计划需求。这种需求的聚合程度可能没有沃尔玛半年批量订单那么大，但足以让工厂的生产线经济地运转起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流通端的高度市场化与生产端的刚性计划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得到缓解。 随着更多计划的需求端和更多市场的供给端融合，前端和后端的信息会更加全面地打通，消除需求和生产的错配，帮助我们摆脱对传统沃尔玛式超市的依赖，实现从计划滞后到与需求同步的半市场化的转变。

关于财富转移的思考

保险产品进一步促进了财富从穷人向富人的转移，进一步放大了资本的力量。照这样发展下去，如果市场高效、不受干扰，法律保护资本的合法性及其复利，那么很可能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巴菲特之所以让人敬佩，是因为他能把资本的游戏玩到极致，他知道金钱不是目的。他一方面享受资本游戏的乐趣，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大部分钱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完成财富的正当再分配。同时，他还倡导其他富人捐钱，主张国家对富人增加税收，从机制的角度进行更有力度的财富再分配。

有没有一些机制，可以让穷人把“保险”卖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反馈，让钱从富人流回穷人的周期更短？比如，夏天有一千人想到冬天买某款羽绒服，就跟厂家下了联单，愿意按照去年的价格先付10%的定金。这种情况下，工厂很可能愿意给他们打30%的折扣。因为工厂从联单中获得了工厂原本不具备的需求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可以转化为利用生产计划槽进行生产的便利性，也可以转化为采购原材料时的确定性。工厂甚至可以进一步把这种确定性卖给上游和配套厂家，进一步降低成本。

每个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在未来某一时刻的愿望、需要和计划。这种个人的规划和愿望，以及个体对自身行为确定性的把握，往往对供给方来说很有价值，可以降低组织生产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实现资源和资本的更有效配置。因此，我猜测资本家和富人愿意从普通人和穷人手中买回这种成本。这种反向保险，不再是穷人积累信用和金钱向富人借钱支付利息或花钱向富人购买生活的确定性，而是反过来，富人和资本家付钱给普通人和穷人，买回他们生产资本配置的确定性。

哪里可以得到力量

段永平在商业和生活中给我的启发就是，他说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做事情最好用平常心，其实平常心是常人很难做到的。段永平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人。他还教会了我一个商业常识，就是价格肯定会有波动，但是只要你的价值在提升，价格最终会接近价值。这个常识可以让你安心的去提升公司的内在价值，不要太关注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另外，段永平还教会了我，不要好高骛远，做好当下就好。

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孙彤宇给我的帮助是，他对平台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他认为平台要考虑不同阶段的生态演进，而品牌是单一群体独特的价值主张。

2006年，段永平带我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我发现，巴菲特说的话其实很简单，连我妈妈都能听懂。这顿饭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让我体会到了简单和常识的力量。对一件事情做出判断，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实。了解之后，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面对事实时，是否还有勇气用理性和常识去判断。常识显而易见，通俗易懂，但我们却被成长学习和追求个人利益所形成的偏见蒙蔽了双眼。

读完罗素的《幸福之路》，我总结了几点：

第一，要有勇气面对尝试，用常识去理性判断，用理性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行动。

第二是将实现无限完美自我的兴趣转变为对外在可观察事物的兴趣。

第三，要学会放弃那些无法改变、无法征服的事情。

佛教、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的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世界是不可知的，或者至少是无法准确测量的，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

第二，用有限的规则去描述和规范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事物都是不完善的、不完整的。

除了拼多多，未来我最希望转型成为一名真正的科研人员，是像富兰克林那样，40岁以后就不再参与商业，转而参与科研，发明了避雷针。我觉得非盈利、全心全意的科研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