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熟悉的话题，我们倾向于运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同化”处理。这一过程亦受到当时情感反应的影响。同时，我们还会将面临的问题与已知问题进行对比，并据此进行推断，最终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

应当指出，这些反馈是我们努力探究该问题的行为结果，我们对已知事物（诸如对相关风险和机构的认知）的认知将影响我们对问题的解读；我们既会基于更广泛的事件背景进行推断，又会从问题发生的具体情境中获取线索，这些信息共同塑造了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同时，构建理论还指出，在对于不熟悉的议题进行探讨时，我们对于问题的态度和回应往往容易受到信息展示形式的作用，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作框架效应。

这一结论暗示了我们必须探寻恰当的策略，以引导新兴科技的发展，使其更贴近事实、更稳固地契合公众的偏好。

《科普法》的第三十一条规定明确指出，我国致力于在全社会广泛传播和推广新技术、新知识，同时激励各种创新主体围绕这些新技术、新知识进行科普活动，并倡导在科普工作中运用新技术，旨在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和运用科技成果，从而为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实际上对科普新技术和新知识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与此同时，与这一观点形成对比，我们亟需深入探究为何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新技术和新知识的科普。

2025中关村论坛上，来自乐聚通研的“夸父”机器人正在展示

在谈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明确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人们的正规学习，尤其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的学习，大多在正规教育阶段告一段落，这一阶段通常是在高中；进入社会和职场后，我们往往缺少必要的正规学习环境，因此，非正规学习或终身教育理念便显得尤为重要。

再者，正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所言，“我国校园所教授的许多知识已显陈旧。”这便意味着，作为当代社会的参与者，我们需具备自我学习能力，持续适应时代进步的节奏。尽管正规教育阶段已经结束，但社会仍在不断发展，科技的更新换代速度犹如一日千里，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普及工作。

此外，在迅猛发展的社会潮流中，众多新颖的技术与知识已超出我们的认知边界，我们所能接纳的往往远超我们的理解能力。若我们对这些新技术和新知识缺乏理解，那么接纳便成为难题，更可能沦落为被动的接受。这种情况容易让许多人感到被时代抛离，产生一种被时代遗忘的无力感，正如人们常说的，“时代在抛弃你的时候，甚至不会给你一声招呼。”从科普的角度出发，这便要求我们有效地推广和传播新技术与新知识，一方面使社会各界对科技成果建立起正确的理解，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成果；另一方面，也为科技成果的应用营造一个优越的环境。

自然，相较于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对于新技术与新知识的普及，我们应重视公众对研究和技术层面的理解，这可以称作“实践中的科学”，即探究科学运作机制以及如何生成知识和技术的过程。此类现象在众多科学新闻报道及媒体传播中屡见不鲜，诸如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介绍，量子通信的科普宣传，这些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其中有一个被科普工作所忽视的关键议题，那就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些令人惊叹的现象感到好奇，并非因为它们合乎常理，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充满了不可思议之处。

也就是说，新闻媒体通常只突出零散的、不完整的科学信息，而商家则借助媒体进行广告推广，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推销科学产品。媒体和商家都不愿提供科学的背景知识，即通过强调科学产品和成果来取代对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利于新技术与知识的广泛传播，因为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事物，它们仅仅关联于科学的研究成果，长此以往，很可能会使得公众以迷信的心态去接受科学带来的产品与成就。

科普新技术和新知识，必然需要身处科技前沿的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科普法》第四十条的最新修订内容，其中提到，“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及其团队应当起到模范作用，率先进行科普工作。”由于他们身处科技的最前沿，他们的参与能确保科普内容的科学性和精确度，从而有力推动科普工作的优质发展。

当然，在普及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科技伦理以及科普伦理的相关议题，即指导公众正确理解和运用科技成果，防止产生“无风险信息的风险”。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独立探讨的议题。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