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0月

读家：遆存磊

有评论者认为，张大春的文风被形容为“洋溢着阳光，充满野性”，这种野性与讽刺在《四喜忧国》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偷跑炫奇”这一独特典故，源自作家张大春的童年记忆。那时，他还只有四五岁，每当走在眷村的小巷中，若遇到其他行人，便会迅速加快脚步，试图走在他们前面。遇到左右拐弯的地方，他便会拐入横巷，突然加速奔跑一段距离，拉开与他人的距离，然后又迅速恢复到正常的行进速度，继续前行。那时的小孩心想：“若是在巷口遇见我，发现我已经站在数十尺开外，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拥有某种神奇的能力吧？”

张大春对儿时那顽皮的行为记忆犹新，他将这一行为与自己的创作相提并论，这显然是在暗示一种独特的写作心境。从他的小说集《四喜忧国》中的作品来看，情节奇特多样，形式不断创新，充满活力，这种风格与“偷跑炫奇”的精神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张大春对短篇小说的热爱，恰似戏法师对魔杖的执着，原本只是一根光秃秃的木棍，一经他挥舞，便能幻化出五彩斑斓的诸多景象。诸如《悬荡》、《鸡翎图》、《将军碑》、《自莽林跃出》、《如果林秀雄》、《四喜忧国》等作品，均独具匠心，不拘泥于常规，对传统的“牌理”更是不屑一顾。尽管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朱西宁等前辈作家深邃的启发，张大春却巧妙地融合了他们的精髓，既保留了痕迹又避免了生硬，更在传统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独特的趣味。

张大春并非仅仅追求形式的人，他的“炫奇”并非纯粹为了艺术而存在，其中蕴含着一种情感的流露。《鸡翎图》里那位来自山东的老兵，他养的鸡分别取名为“大柱子”和“二愣子”，在紧急转移阵地时，他不愿低价出售这些鸡，于是含泪亲手扭断了“大柱子”和“二愣子的脖子，他坚信，“真正的汉子，就应该有相应的价值！”这番话是老爹在山东的故乡，在他服役期间与他说的最后一句，他和弟弟的乳名分别是“大柱子”和“二愣子”。张大春身为眷村之子，对前辈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有着深刻的共鸣。在导演侯孝贤的作品中，这种对故乡的忧虑被描绘成年迈的祖母屡次收拾行囊，准备从台湾的凤山眷村返回广东梅县的老家；而在张大春的小说里，这种情感则转化为一场公鸡的葬礼。

或许，张大春掌握着一种文字的魔法，无论是奇特还是寻常的故事，在他的笔下都能绽放出耀眼的光彩。比如《如果林秀雄》，有人这样评价：读起来颇具趣味，但似乎又显得有些杂乱。张大春反问：“是略显杂乱，还是过于杂乱呢？”人生之路在现实与假设之间摇摆不定，每向前一步或向后一步，境遇都截然不同，而这两种状态又偏偏交织在一起，显得模糊不清。《将军碑》常被与白先勇的《国葬》相提并论，然而白先勇的文字显得深沉，流露出英雄失意的悲凉。相较之下，张大春显然已经成为了“疑古玄同”一派的支持者，“那是你的历史，爸，而且都已过去”，其中透露出质疑和讽刺的意味。将军在生死边缘徘徊，未能确立自己在史册中的忠勇形象，逐渐意识到回忆也可能被篡改，那么又该去哪里寻找真实的评价和记忆呢？张大春巧妙地运用了《百年孤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这种技巧在他手中运用自如，没有丝毫南北差异带来的不适。在时空交织的混乱中，中国的“将军碑”并未变成不伦不类的异域食物，而是化作了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尘埃。

有评论者认为张大春的文字充满了阳光气息和一股野性，这种野性与讽刺在《四喜忧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圣贤”们，以极其悲惨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而他们昔日能够轻松念诵的半篇“社论”，在如此对比之下，其质量可见一斑。将四喜这等不起眼的小角色与“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牵扯起来，这种“忧国”之情足以让掌权者感到极度的尴尬，即便未有一句痛斥之词，却巧妙地展现了反讽与颠覆的精髓。张大春运用文字的炼金术，在字里行间展现出独特的奇诡与狠辣，却又能做到不动声色，那种野性的挥洒如同水银泻地，防不胜防。

在《四喜忧国》这部小说集中，作者展现出了其持之以恒的文风创新，或许正因这一点，他被人冠以“后现代”的称号，诸如拼贴、解构、嘉年华等手法都可见一斑。追溯至同一时期，我国内地的先锋派文学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与两岸的文学形式实验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甚至域外的借鉴路径也大致相仿。然而，内地的先锋派小说往往过于注重形式，与社会的现实脱节，缺乏批判的锐气。张大春这位“炫奇”高手，在文体的杂耍中自由翱翔，同时深入社会深层的“严酷束缚”，坚韧不拔地揭露了表象之下的卑微之处，在喧嚣的社会中，他仿佛带来了突如其来的宁静。张大春表示，他“或许还能继续漫步在纵横交错如田间小道般的小巷中”，继续玩弄他的“炫奇”伎俩，但我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炫奇已经与某些锐利的思想产生了深厚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