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杭州梦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少炎的眼中，随着直播电商领域的迅猛发展，视频直播行业正步入流量丰盈的黄金时期。观察当前市场，不难发现众多平台纷纷推出支持自家直播电商项目的举措，并依据既定规则无偿提供流量支持，因此，直播机构和创作者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他坚信，“人养货，货育人”是直播销售行业理想的发展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相较于短暂的流量，构建一个完善的产业链显得尤为关键。

红人主播月入三万

智联招聘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19年的第三季度，从事直播行业的平均月薪达到了9423元，而短视频行业的平均月薪则为7454元。在采访过程中，众多从事短视频和直播的主播们纷纷表示，选择这一职业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时间较为灵活，且收入水平较为丰厚。

小宇，1994年生人，曾在欧洲深造，学成归国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本的设计领域，如今已成为一家直播平台的初出茅庐者。起初，他是因为看到朋友投身主播行业而心生好奇，于是便决定尝试一番。现阶段，他正处于积累经验的阶段，尚未涉足带货环节。小宇透露，自加入公司两个多月以来，他已享受到定制化的人设塑造和剧本编写服务。他的主要任务是依据既定人设和故事线进行拍摄。目前，他的个人短视频账号已累积了数十万粉丝。谈及主播的收入构成，小宇向半岛记者透露，这包括基本工资和提成，不同公司的底薪标准各异，从五六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小丽在河北的某家直播公司担任主播，踏入这个行业两年后，她已经实现了为母亲购买房产的“小目标”。她表示，除了固定的底薪之外，真正能够显著提高收入的，主要还是依赖于粉丝的打赏和带货的提成。她透露：“我的月均收入大约在三万元左右。”对于这个数额，她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挺一般的”，同时她也提到，确实存在一些月入达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高收入主播。

看似光鲜亮丽，实则付出颇多。我们从事的行业里，节假日无从谈起，时间界限模糊，甚至努力与回报之间也未必是等比例关系。小丽直言不讳，目前她正努力攒钱，打算转行从事其他行业。

聚焦

直播带货公然售假,凸显监管难题

研究资料表明，2019年直播电商的成交总额预计已突破4000亿元，市场正迎来迅猛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兴起也带来了短视频、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和售假等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增多。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输入“直播”、“虚假宣传”等关键词后，立刻就能找到数百条相关投诉信息。

1月5日，半岛记者在某个短视频APP的本地频道随意浏览，点击了一个账号，发现主播正身处“青岛地区最顶尖的中高端包包批发仓库”。在其背后，众多知名品牌的“同款”皮包摆满了货架，琳琅满目。“香奈儿的经典款纯羊皮，黑色、粉色、咖色、酒红色，售价130元。LV的枕头包只需50元，还包邮，迪奥的经典款60元，还有与专柜同步的经典款流浪包，也是60元。”在推荐过程中，主播多次强调，这款包包是“顶级款式”，即便在专柜所见，也与此完全一致。

记者观察到，在此次直播活动中，观众们无法直接通过跳转至第三方平台或短视频平台内嵌的电商平台进行购物支付，他们必须先截屏并与客服进行私下沟通，确认商品信息后再进行付款。此外，直播结束后，观众们也无法在主播的作品列表中找到回放视频。在当天的直播时段，该账号的动态排名已经成功跻身青岛地区的前一百名。

在另一个名为“凡酱×××”的账号中，其作品列表页的置顶短视频页面上显眼位置出现了“商场撤柜，百分百正品”的标语，同时还有“鸭宝宝”、“艾莱依”、“波司登”等知名品牌名称。主播在直播时亲自上身展示，口头介绍品牌及价格信息。当粉丝看中商品后，他们会点击提供的万能链接进行付款，然而，在链接的详情页上却找不到任何关于商品的详细信息。有粉丝在直播过程中留言“羽绒服收到了,吊牌商标都没有”。

实际上，近些年，监管机构持续对网络领域的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特别是在去年6月至11月期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发起了2019年的网络市场监督管理专项活动，即网剑行动。需严格执行《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以及《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确保消费投诉举报途径的畅通无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同时，对违反规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公平的格式条款以及未依法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

陈洁律师，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对此观点表示，短视频直播带货这一新兴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监管和维权的难题，主要体现在维权对象主体难以明确，例如某些直播带货是通过社交平台进行的，这使得在维权过程中很难确定真正的销售主体；相较之下，电商平台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其次，消费者往往缺乏消费证明等材料。若要证实直播中的夸大宣传，便需证实购买行为，并证明其受到了直播的误导。一旦直播内容被删除，这一证明变得尤为困难。此外，由于网络销售的跨地域特性，尤其是某些直播或社交平台，往往难以确定销售者的具体位置，进而导致监管部门的归属问题成为一大挑战。他表示，由于此类事件所涉金额通常不大，维权所需费用却相对高昂，这往往使得维权过程变得复杂且充满挑战。简而言之，现行对直播带货的准入门槛规定不足，且部分平台在审查上存在疏漏，这从源头上使得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